我初次见王怡，他领我走进一间会议室。从那里望出去，能看见成都市中心一片老旧的写字楼，成都可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一个大城市。那是 2011 年，他的教会当时名为秋雨之福归正教会，后来更名为秋雨圣约教会。如同许多未登记的教会一样，它坐落在一座写字楼里。这楼颇为老旧，就一部电梯还能用，嘎吱作响地把人运到十七层。我看了一眼，便决定走楼梯上去。
我说，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书。我曾去过许多中国传统基督教腹地的农村教会，比如河南省，但我感觉像这样的大型城市教会越来越重要了。我问他，是否能允许我参加教会的礼拜，再跟会友们聊聊天？
王牧师当即同意，附带了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教会内禁止拍照；第二，如果我想引用任何人的话，欢迎引用，但必须征得本人的同意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秋雨教会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它是公开的，谁来都欢迎，谁想写什么也不应受到限制。所以，如果我想去他的教会，那是我的权利。如果我想写点什么，那也是我作为自由人的权利。他提出的限制，仅仅是为了尊重来聚会的人的隐私，并保持聚会的庄重。
那时，从 1980 年代中期以来，我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工作。我知道，经常来他的教会可能会带给我潜在的风险。我问他关于楼下保安的问题，他们会不会向上面报告，说有个老外经常来这栋楼，还哼哧哼哧爬到十七层？
“会啊，”他说，“但外国人并未被禁止聚会。我们是一个公开的教会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来和我们一起礼拜吧。”
我们又多聊了一会儿，我觉得与秋雨教会面临的那些挑战相比，我这点思虑可能不值一提。于是，我答应了他的条件，开始定期参加教会活动，花费了数百个小时参加礼拜、神学院学习、祷告小组，还跟会友们聊天。几乎所有的会友都乐于分享他们的经历。
这对我而言，是一段特别的宗教体验的开始。我在加拿大长大，是一名圣公会（在美国称为 Episcopal）基督徒，去教堂感觉很自在。但对我来说，礼拜的美主要体现在音乐，还有钦定版圣经或公祷书里莎士比亚式的语言。我遇到的大多数牧师的讲道都不太能让人信服，所以我觉得教会似乎不过是一种有意义的主日仪式，里面包含着关于如何好好生活的重要教导。
去听王怡讲道，那感觉不一样。他讲的道可不是那种匆忙塞到仪式里的几句短讲，好让大家赶紧听完去活动室喝咖啡吃甜点。他的讲道构思精巧、逻辑清晰、富有教育意义。而且，证道大多数很长。他讲上半小时是常事，大多数情况会讲长达四十五分钟。然而，你听起来并不会觉得冗长。他并未将基督教呈现为一种义务或苦差事，而是将其视为理解我们周围社会的重要途径。那时他三十八岁，六年前（2005 年）才信主，所以他自己也处在一条探索的路上——学习圣经，并将其教给我们。
这并非对王怡的颂歌。像中国许多未登记教会的牧者一样，他自学成才，熟记圣经，但有时看问题的方式有些教条。他对女性的看法（她们不能担任长老，更不用说牧师了）我也无法苟同。他与不同意见的人会发生争执，这似乎并不是合乎基督精神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我想其他会友也有类似的顾虑——有些人会对他那些争论翻白眼，或者拿他的脾气开玩笑。
但对他们和我来说，参加王怡的教会是一次深刻的体验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，人们感觉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完全公开透明的事情——一件他们可以参与其中并帮助管理的事情。在中国，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想法，因为在那里，通常是由别人——往往是中国共产党——在主宰你的人生。
也有部分原因是在于他个人的魅力、口才和敏锐的头脑。他的讲道富有感染力，并不是因为辞藻华丽，而是因为他解释《圣经》的方式清晰、深刻，使其与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他探讨实实在在的问题，将这些问题与信仰联系起来。他完全不认为这个信仰是“西方的”或“外来的”，而是一种普世信仰，只是恰好发源于我们今天称之为“中东”的那个地方。
我写的书也包含了汉族人在中国所实践的其它信仰，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接触了佛教徒、道教徒和民间信仰的信徒。他们也是一些理想主义者，试图为他们的追随者带来一种道德体系。这种尝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他们感觉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来，所建立的那个无道德的世界，让他们无所适从。许多其他宗教领袖也有虔诚的信众跟随，他们在他们的精神信息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
但是，王怡——以及其他未登记的新教教会——与信徒的联结最为直接。他们提供了最多的帮助和建议，组织得也最好，通常开办学校、神学院和青年团契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新教在 2010 年代开始受到打压之前，它一度被看作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。
王怡对这些风险心知肚明。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，但他拒绝被卷入中共所营造的那种保密文化。因此他也拒绝使用“地下教会”这个词。他的教会就是一个教会，拥有与官方教会同等的存在权利。它之所以未登记，是因为它选择不登记。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说服力，在我的写作中，我更倾向于使用“未登记”（unregistered）这个词，因为它比“地下”（underground）教会（它们通常并非真的在地下）或“家庭”（house）教会（这暗示着只有十几人的小团体）更准确。实际上，这些教会租赁办公场所，开办幼儿园、神学院，甚至书店。它们就是政治学家们所称之为的公民社会——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团体。
并非世上所有的信仰都面临这些问题。有些信仰很幸运，能存在于允许宗教自由的开放社会中。另一些则是国家认可的宗教，享受着国家支持的福利，但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。但在某种程度上，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必须决定如何与当局互动。王怡和中国其他未登记教会的领袖们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，并试图通过声明和宣言来阐明答案，本书收录的许多文献就记录了这些思考。
这些文章所反映的，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状况，但它们也反映出在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场不平常的信仰迸发。在中国，信仰曾长期被禁止，但现在正处于高涨期，令当局困惑。一些信仰已被收编，特别是佛教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，它们享有国家支持，但也受到严格的国家管控。另一些则面临彻底的打压，比如伊斯兰教，政府对其发起了残酷的控制运动，尤其是在西部的新疆地区。还有一些，如天主教，则一直处在关于主教任命权的微妙谈判中。至于新教，政府的目标是迫使所有教会加入国家控制的组织。那些拒绝的教会，像王怡的教会一样，则面临被摧毁或至少规模被急剧压缩的命运。
中国的这些内部争斗，许多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，并试图将其作为一种软实力工具，输出到其他佛教国家。其对伊斯兰教的压制招致了国际谴责，并导致了对在中国举办的声望卓著的活动（如 2022 年冬奥会）的部分抵制。其与梵蒂冈的谈判也受到全球约 12 亿天主教徒的密切关注。与此同时，对新教的打压也引起了广泛关注，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传播。
在中国内部，这场控制宗教的运动是通过制定新法律来实施的。这些法律非但不能保护宗教自由，反而对其加以限制。这反映了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更广泛的问题。理想情况下，法律应超越统治者的意愿——即“法治”（rule of law）。但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，法律是压迫的工具——是“法制”或曰“以法而治”（rule by law）。正是这种国家控制下的法律体系，在过去十年里将矛头对准了中国的未登记教会，并导致了王怡在 2018 年被捕。有人认为针对王怡及其教会的逼迫是个特例，辩称他过于敢言。但这种批评没有抓住重点：这个国家对所有宗教都感到不安，所有宗教最终都会成为目标——这正成为已经发生的事实。
十年前我遇到王怡时，所有这些风险，他都了然于胸。他经常写到被捕的可能性，以及面对一个政权逼迫时该如何应对。但他的结论是走一条彻底公开化的道路。他的讲道被录下来，建立了一个资料库，向任何来访者开放，无论是敬拜者还是警察。秋雨教会的人们不是偷偷摸摸从后门进来，而是穿着他们周日最好的衣服，佩戴着名牌去敬拜。他们公开地参加他们的教会并引以为豪。这是他们的教会，是这个国家管控的汪洋大海中，一个年富力强的理想主义者所带领的自由自主的孤岛。
“如此公开是有风险的，”有天早上他告诉我。“但我感觉，更大的风险是转入地下。如果我们不像自由人那样行事，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心态。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自由。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罪犯，你就不可能像自由人那样行事。所以我们努力走公开化的道路。”
王怡满怀真诚地走在这条路上，直到前方无法通行。如今他身陷囹圄，我想起他曾在一封写给他妻子蒋蓉的信中，谈到如果他被捕该怎么办时，他写道：
“我还是传道人，你还是师母。昨天以福音为生，明天还是以福音为生。因召我们的，既是昨天的神，又是明天的神。”
我不知道有人已经翻译过了。不过就算是一次练习也挺好。
英文原文在 Faithful Disobedience: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这本书中，是该书的前言。
作者张彦，英文名字是 Ian Johnson。他有一个很漂亮的网站 https://ian-johnson.com/ ，你可以从这个网站中了解他，总之是个牛人。